向老祖宗取取经：两百年前各行业的职业装是什么模样？

1800年，英国人乔治·梅森（George Henry Mason）编著的《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在伦敦首次出版，迅速风靡欧洲。这本书围绕中国服饰展开，收录了60幅精致的彩色人物插图，还配有西方视角的文字说明。插图中的人物涵盖了从官员贵妇到贩夫走卒的各个阶层，展现了清代中国的社会百态与风土人情，可谓是一部全面的社会写实作品。

这幅名为“帽子铺”的画作创作于1843年，最初在英国出版，收录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托马斯·阿罗姆所著的《中华帝国的风景、建筑和风俗》一书。该书包含120余幅铜版雕刻插图，均为手工印制，对人物与景观的刻画细致入微。颇具戏剧性的是，托马斯本人从未踏足中国，这些画作是他依据几位曾在华游历和居住的画师的画稿整理后重新印制而成。欧洲有这样一种说法：判断一个城市的品位高低，不妨看看当地帽子店的生意好坏。当城市里的富人、有品位的人多了，自然会出现“冠盖如云”的景象。19世纪中期的广州逐渐发达，戴帽子的人越来越多，专业帽子店也随之兴旺起来。清朝社会等级森严，士农工商界限分明，按规定官帽与民间衣冠存在显著区别。“士”作为官员的候补，位列四民之首，而“商”处于最末，本不能佩戴官帽。但广州商人财力雄厚，足以与官僚相抗衡，因而能够突破礼仪的限制。清朝的官帽本应在官衙定制，可画中的帽子店却在仿制官帽的样式。广州商人的豪气虽不足以压倒官气，却也常常不把官员放在眼里，在穿戴举止、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敢模仿官府的模样。画面中，商人手中捧着的、掌柜极力推荐的，都是只有士绅才能佩戴的礼帽。店铺后方的伙计正从帽架上寻找商品，店堂内还摆放着宽大的茶几，供顾客在此品香歇息。在外国人眼中，广州无疑是中国商业化的大都市。

著者梅森的生平细节已经很难考证。人们大概获悉，他是英军第102团的校级军官，1790年随部队来华，在华期间，梅森委托当时活跃在中国广东的画家“蒲呱”(PuQua)作了一系列中国风俗人物水彩画，描绘各行各业的不同着装和人物形态。梅森后来把这些画作带回英国，介绍给朋友。

在1800年出版的书作序言中，梅森称，他收藏这些画作原本只是私人的喜好，并没有打算公之于众，但经不住一帮朋友的怂恿，终于还是将其刊印出版。成书的每幅插图都标注有“PuQua,Canton”——意为“广东蒲呱”的字样。“呱”(Qua)来自葡萄牙语，是当时广州画家的名号。

官员们有着独特的礼仪习惯，中国人的着装风格与其严谨的行为习惯相契合。通常，人们会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汗衫，其宽大的袖子从肩部到手腕逐渐收窄，手腕处环绕着马蹄形的袖口，若不挽起便会将整只手遮盖。贵族外出时必须穿着靴子。在正式场合，人们一般会身着带有刺绣的蓝色丝质长袍，外罩一件袖长到手、衣长及膝的丝质外衣。他们的脖子上佩戴着一串珍贵的珊瑚珠，帽子镶有绸缎、丝绒或皮质的边缘，顶部还镶嵌着一颗红色珠子，并垂挂着一片孔雀毛，这些都是皇帝赐予的荣誉象征。服饰的颜色不可随意挑选，唯有皇帝与亲王才有资格穿着黄色衣物，贵族有时会在庆典之日选择紫色服饰，普通人通常穿着蓝色或黑色，而服丧期间则普遍身着白色衣物。

“巡夜人”。在中国，接近午夜时，所有城门和道路关卡都会关闭。任何安分的人都不应在深夜行走在路上。夜晚的路上到处都是巡夜人的影子，他们敲着拿在左手里的竹片来提示时间，并以此使自己提高警惕。路上被他们遇到的人都会被盘问，如果回答令人满意的话，这些人会被允许从关卡的边门通过。巡夜人都提着一个写有他们名字及归属地的灯笼。在非常热的月份，所有的下层民众都会光着腿和脚。

这些画能够在当时的欧洲销售和流行，并不奇怪。近代西方，服饰被认为是文明的表征，用餐、舞会等各种场合都对服饰规定详尽。中国的传统服饰、礼仪观念也高度相近，历朝历代都有严格的服饰制度，有所谓“华夏乃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之说。

到了清代，中西文化交流愈加旺盛，随着当时欧洲流行“中国风”，描绘东方服饰的风情画自然成为了抢手货。广东蒲呱的这些画作采用了当时西方绘画的技艺，包括透视、明暗、投影等技法，又融入中国的白描手法，别有一种独特的东方韵味。

“织袜女工”。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日常中，都流露着一种动人的淳朴。女性的服饰有着固定样式的紧口衣领，袖子长至能盖住双手，衬裤也长及脚踝。家境优渥者还会佩戴金耳环与金臂环。中国人的发色多为乌黑，女人们会将头发精心编起或盘成雅致的发髻，有时用一两支簪子固定，或是依据各自的装扮喜好，点缀上新鲜花朵或手工花饰。依照传统习俗，年少及未婚的少女会将头发梳理至额前，并且把眉毛修饰得纤细修长。

在中国，只有社会最底层的妇女才会任由双脚自然生长。而身份尊贵的少女，其父母或监护人会依照长辈的期望，小心翼翼地将她们的脚趾弯折在脚下。由于见识有限，这些少女被灌输了“脚的天然形状绝不能恢复”的观念。这种行为的动机，没有任何欧洲人能够认同，也很难让人理解。倘若说它源于对女性忠诚度的不信任，那这习俗实在特殊——毕竟同样对女性心存戒备的突厥人及其他亚洲族群，从未有过类似的做法。

“剃头匠”。不少这样的图画刻画着走街串巷的商贩与技工，他们常以一根扁担挑起贩卖的货品或是谋生所需的工具。这扁担轻便且坚固，还带着几分弹性。当一侧肩膀觉出疲累时，他们能灵活地将扁担从脑后甩到另一侧肩头。中国的理发师不管是在街头巷尾，还是别的地方，都能麻利地为顾客理发。他们通常会按顺序完成剪发、掏耳朵、修眉毛以及洁面这些步骤（这在亚洲是颇为常见的习俗，往往只需花费几个铜板）。扁担一头的箱子上设有小抽屉，里面存放着不少工具，这箱子还能充当顾客的座椅；而另一头那个类似秤锤的物件，则是一个大竹筒，既可以用来盛水，竹筒上还能看到理发师的剃刀与毛巾。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余梓东教授认为，清代的旗装是继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唐代受北方少数民族、西域文化等影响形成“开放唐装”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明显的服饰演变。他认为，清代旗装“造型完整严谨，呈封闭式盒状体，因此形象肃穆庄重，清高不凡，因而独树一帜”。

这些在梅森编著的《中国服饰》书作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书所绘版画常为后人引用，成为西方汉学及艺术史经典。此外，西方还在1932年首版了出自晚清宫廷画师之手、收录中国历代服饰手工绘画的《中华服制考略》，包括颜色、细节都真实展示武将、文官、和尚、闺秀等人物着装。一批西方新闻报纸当时也通过彩色版画呈现中国人的身影，它们甚为精美，史学和艺术价值兼具。

在中国，“郎中”这一称呼所指代的群体颇为复杂。除了我们熟知的医生外，还包括大量流动的药材商和卖药小贩，这些人里有的可能懂些外科或内科的粗浅医术，有的却完全是外行。他们的无知往往会给患者带来不良影响，这种情况其实和欧洲那些类似的从业者身上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这些人给人看病时，会通过号脉来判断病人身体哪个部位出了状况，然后根据不同的病情特点，向病人推荐一些简易的药物，还信誓旦旦地说这些药效果很好。说到买药的地方，药剂师经营的场所形式多样，既有规模较大、能提供各类药材的正规药铺，也有在集市上摆摊，只售卖简易药品和一些偏方的小摊子。在中国，从事药品相关活动的门槛很低，不管是政府明确认可的，还是政府没有明确禁止、默认其存在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这样一来，就滋生出了不少冒牌医生。老百姓对这些冒牌医生意见很大，可又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只能无奈地忍受。

判官身边有不少随从，皂隶便是其中一员，这是旧时对衙门差役的称呼。判官出行时，走在前面开道的就是他们。他们的职责是为身后的队伍清道，要是有人不肯让路，就会挥动手里的棍棒逼对方避让。不过他们很少真的动武，因为行进途中会敲击棍棒，用警示的声响提醒路人，以此为队伍开路。他们的腰带还能当作鞭子抽打或绳索捆绑冒犯者。判官有权直接处理一些轻微的犯罪案件，所以出行时会有两个或更多随从带着板子——一种竹制的杖刑刑具。

艺术史学者吕澎指出，以往论及“西画东渐”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郎世宁，然而这些外销画才真正是中国民间最早接触并接纳西方写实绘画的渠道。“宫廷画师固然掌握着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技艺，但由于他们的创作更多需依照皇帝的要求调整风格与技法，最终呈现出的作品反而更趋近于平面化的中国传统绘画风格。相比之下，广东沿海地区兴起的这种自发绘画形式，整体上是向欧洲学习的产物——因为创作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欧洲买主手中。这类绘画会更多地迎合欧洲人的审美趣味，与此同时，中国创作者自身的视角与手艺，又让画面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诸多中国风格元素。”

服饰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一个社会，这些画作呈现了社会真实而多元的细节。城市、乡村、山区、沿海、士农工商阶层，不同的人群衍生出了多元的服饰文化。难怪出版人杨葵会点评说，这些服饰画稿是一本账，记录了三百六十行，工农兵学商，生旦净末丑，各色人等的服饰，“内有若干最容易被历史风尘湮没的小人物的服饰，让我看了，内心频振”。

“在半夜开始的同治皇帝婚礼的行进仪式”。作者威廉·辛普森(WilliamSimpson)，刊于1873年《伦敦新闻画报》。当时的《伦敦新闻画报》特派画家辛普森，记录了中国同治皇帝结婚典礼和娶亲的盛装行列。他为画作做了一些说明：“仪式是在晚上举行的，人们举着灯笼照明，经过街道时在微弱的月光映照下仿佛是另一世界的幽灵。为了防止有人亵渎这一神圣仪式而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措施——街道被封锁起来，临街的门窗全都紧闭，花轿用布遮住......中国店铺的门窗上都饰有木头做成的几何图案，上面糊有一层薄薄的窗纸，窗纸具有玻璃的采光功能，微光可以透过纸射到屋内来。要想能偷窥街上发生的一切，而又不让那些在街上监视的人发现，其实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你只需用手指头在窗纸上戳一个洞。你可以看到街上的一切，而别人却看不到你的眼睛。人们透过窗纸上的洞进行偷窥的情形与孩子们看西洋镜的样子颇为相似。这就是北京居民，包括‘洋鬼子’观看皇帝娶亲行列的方式。”